2004年我成为西门子一体化中国区总裁后，西门子启动了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新成立于上海的浦东干部管理学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中央党校面向世界着眼于开放的新机构，英文被命名为中国高级管理领导力浦东学院(CELAP)，寻求学习借鉴跨国企业顶级人才培养最佳实践。鉴于西门子当时60%以上业务的决策权，是在国有企业领导和有关政府部门，我们决定根据西门子交叉营销的需要，和浦东管理干部学院开展一项共同培训合作。2005年9月16日，西门子全球首席执行官科菲德携数十名西门子全球高管，参加了这一战略合作伙伴盛大签约仪式，接受了名誉教授证书并做了一庆典发言。百多名中外嘉宾，包括了在读浦东管理干部学院（最高级别培训）两个省部级培训班学员，其中也有不少国企一把手。西门子管理团队决定由我在这场半天活动中，作为唯一西门子高管，在集团老大客套话后做一个详细具体内容报告，推介西门子可以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西门子助力中国可持续发展
作为西门子历史上首位华裔，上海所有业务法人代表即上海总经理，大家决定在我的演讲里把西门子针对超大城市的产品和服务，重点展示给在场省部级领导学员：公共交通（含地铁高铁），能源（生产和传输）和政府服务（智能化）。考虑到当年中国每一美元国民产出能耗，是美国的5倍日本的12倍；如果不依托西方包括西门子领先技术和创新，快速收获大陆经济升级换代可能“低垂的丰盛水果”，大陆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就将是世界环境和全人类将面临的灾难。
加入西门子前作为上海市政府，尤其是其主要决策者们顾问，我对上海市政规划有不少了解。比如规划中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会导致人流物流即交通需求增长三倍以上，而上海城市物理空间不可能有如此扩大，所以唯一可行方案是建设一体化智能化公共交通网络。2005年，上海地铁使用量仅占公共交通总量的8%，远低于全球同等规模发达城市的40%。上海如果实现这一比率，不仅可以大幅节省能源，还可以大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根据我们团队的分析，预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因轨道交通取代私家车，超过 15 亿欧元。2005年，全中国的地铁铁轨长度不足418公里，比仅伦敦市就少了17公里，这一数字令大家既震惊又对未来充满憧憬。
中国的能源供应也有改善的潜力。中国超过50%的燃煤电厂已经陈旧，能效水平极低介于27%至29%，远低于西欧典型的38%。这代表了立即实现 30% 改进的机会，相当于能节省超过 150 亿欧元并减少相应煤炭消耗。由于西欧已经走过了这条技术升级之路，中国拥有成熟参照榜样，完全能实现速赢改进。
我作为西门子当时全球最资深华裔高管的演讲，对大陆决策者们影响深远，并直接促使上海市政管理团队制定落实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即到 2023 年建设完工 20 多条地铁线路，总长 821 公里，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铁路网络。由此西门子在上海的业务得以蓬勃发展，在我的统筹规划协调下，西门子订单从2005/2006年的不到3亿欧元，增长到2007/2008年的接近9亿欧元。
然而，在如此惊人的业务增长过程中，西门子经历的一个重大挑战，便是相关业务部门的年度预算流程。各业务单位总部当时计划全球收入增长年均 3% 至 5%，预判或规划中国或上海的业务增长超过年均50% 将完全透支预算和投资分配，扰乱全球预算安排使其变得不可行。因此，中国和上海本地管理层不得不妥协他们的了解预判，遵守全球上级给定的预算计划，原则上将中国和上海业务收入增长计划限制在 30% 以下。这种预算安排成就了一个皆大欢喜共赢：业务单元的本地和总部领导，年末都能轻而易举完成各项业绩考核，享有最高可能奖金，因为保守的增长目标能默契地不断被超越。在这段激动人心岁月，在华德国管理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各自的业务部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在返回总部后获得晋升，将中国的经验能力，部分有效地带回到了主要驻扎在德国/欧洲的全球管理团队。其中最杰出人才代表之一，无疑是现任西门子集团首席执行官的博乐仁。在他返回慕尼黑担任整个集团的全球战略主管之前，作为西门子上海的掌门人和法人代表，我为他和他的妻子举办了一场独家告别晚宴，一起尽兴享受了当年上海能提供的最美味日本料理。
然而，这种业务规划妥协本地对中国市场了解和预判，对于西门子这样的跨国公司来说，也是一个战略短板缺憾：极高的增长机会成本。如果西门子有足够的资源和足够的投资，来充分把握中国市场的机遇，而不是受预算计划的限制，那么它的国际和本地竞争对手，就不会增长得那么快。这种将增长机遇和市场拱手让人，使国际和本地竞争者有了生存发展空间，在各个领域都很明显，包括燃气轮机、医疗保健、工业自动化、PLM 解决方案、手机（苹果、三星）和移动网络（华为）。没有充分拥抱中国市场的潜力，甚至退出中国的机会成本，已经成为德国经济及其主要出口企业，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增长不够导致巨大机会成本的逻辑，正在乌克兰持续不断的冲突中，使德国经济雪上加霜。
赢得中国领先全球
20 世纪 80 年代，当中国中央政府做出在汽车行业，建立强大的本地产业生态系统战略决策时，它首先接触联系当时被公认为是全球领导者的，美国通用汽车 (GM)集团 。当时美国通用汽车集团享受着创纪录的利润（1983），并不愿意以大量的制造业投资，烧钱开拓进入未知中国市场。同样，北京理想名单上的下一家公司丰田，因开拓北美和欧洲市场的优先战略考虑，也犹豫拒绝了大陆邀请。即使像德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国家企业，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也普遍不愿广泛投资，参与中国的工业生态系统升级换代；当时西方对中国经济和市场的预测，普遍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景扑朔迷离，汽车市场增长前景严峻不明。中国无奈将注意力转向欧洲整车制造企业，即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庆幸地找到了愿意合作的大众汽车集团（VW）。天时地利人和俱全，大众汽车的中国文化背景员工，提供了宝贵必要的操作层面沟通和专业技能，使公司领导层做出的明智战略决策，能在执行落实上得到应有的人事保障。由此成就的，令全球行业内外刮目相看的中国市场进入，使大众汽车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成为汽车行业的全球领导者。
20世纪80年代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哈恩博士，简洁地阐述了集团的战略愿景，他说：“我们在中国看到了一个全国性的市场，从长远来看，它将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远远超过美国的数量级。” 他的远见基于令人震惊的预测：如果中国要达到1980年葡萄牙的汽车密度，则需要大约1.3亿辆乘用轿车。然而，如果按照葡萄牙目前的人均汽车密度计算，中国的潜在汽车保有量将超过惊人的5亿辆。中国庞大的规模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将不可避免地使其成为大众汽车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从战略上不仅满足亚太地区的出口，甚至还满足对美国的出口需求。(Source)
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征程始于1983年，集团公司当年全球收入为205亿欧元（401亿德国马克），总销量为210万辆。一晃四十年过去了，得益于大量的包括服务中国市场制造投资，其收入飙升至 2792 亿欧元，总销量达到 850 万辆。目前，它稳居第二大厂商的地位，仅次于丰田，后者在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的财年中销量达到 880 万辆。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市场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2022年为大众集团贡献了超过360万辆的销量，占大众集团总销量的40%以上。40年中年净销量增长达到了 635 万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仅在中国年销售增量就高达 320 万台，这也意味着在过去 40 年中，增长量的 50% 以上来自中国。
我们关注到，大众集团从 1983 年的净亏损到2022年超过 220 亿欧元的利润，和从 1983 年的 232,000 个猛增到 2022 年的 676,000 个以上创造的就业机会，富有远见投资中国的关键作用，就变得显而易见功勋卓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放弃当年投资中国的全球汽车行业龙头美国通用汽车集团的收入，从1983年的750亿美元（比大众高出200%）增加到2022年的1570亿美元（比大众低50%），从而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全球市场领导地位。(Source)
SAP、巴斯夫、博世和通快等众多德国行业巨头都复制了这种成功进入市场的模板，并超越了全球竞争对手。它们都利用了庞大中国市场的规模经济，同时将德国的技术领先地位，与本地化成本优势融为一体。就连华尔街的宠儿苹果和特斯拉，近年来也通过在中国的投资生产，实现并确保了它们在全球市场领导地位和竞争实力，这更加彰显了中国这个市场的对全球各行业领袖企业的充分必要性。
即便是在涉及未来最关键半导体行业，人们对华盛顿正在酝酿发起的一场的“芯片大战”的担忧，因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工智能行业领袖，对美国可能因冲突加剧企业会遭受的“巨大损害”表示担忧。他警告说，失去中国市场准入将导致美国芯片制造能力过剩，最终损害科技行业。英伟达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Colette Kress)也表达了这些担忧，强调了限制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的长期影响，这可能会永久阻碍美国行业的竞争力。(Source)
利害攸关的不仅仅是个别公司，阻止美国行业领袖企业服务甚至逼迫它们放弃中国市场，可能会破坏乔拜登总统建立美国半导体产业领先全球，成就最一流芯片国内制造的宏大愿景。英特尔公司的全球首席执行官帕特·基辛格最近向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没有中国客户的订单，英特尔计划在俄亥俄州建造的工厂综合体等重大项目，可能会因无额外产能需求增长被搁置放弃。通用汽车等前车之鉴以及特斯拉苹果等最佳全球产销实践，导致半导体行业老大们对华盛顿的制裁中国举措忧虑与时俱增，这些担忧促使美国最大芯片制造商的领导人最近齐聚华盛顿，呼吁重新评估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总之，中国在各个行业（尤其是汽车行业）转型为全球市场规模和技术领导者，证明了它能赋予各发达国家企业，战略投资和合作伙伴关系必需的全球竞争力。在世界努力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之际，保持进入庞大而充满活力的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德国和希腊的不同
在德国，关于中国国有航运公司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集装箱码头少数股权的争论，曾在激烈进行且余音绕梁。当德国安全当局，故意将该设施列为“关键基础设施”的消息披露后，该交易面临不确定性暴增，使收购受到更多限制。2022年10月，尽管遭到了几位内阁成员的反对和数个关键部委的质疑，德国联邦总理奥拉夫·舒尔茨(Olaf Scholz)促成了这项交易，允许航运巨头中远集团收购汉堡Tollerort码头24.99%的股份。此举引起了他的交通灯执政联盟伙伴、环保主义者绿党和对商业友好自由民主党的批评，他们呼吁重新评估该交易，并尽可能减少中远在该码头的股份。问题来了：社民党联邦总理为何支持中国对德国经济，包括所谓“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希腊似乎并未受到此类担忧的困扰。2010年，希腊面临主权债务危机，“三驾马车” （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出售公共资产。这导致中远集团收购了比雷埃夫斯港的多数股权，因为他们是当时唯一有意愿感兴趣的投资者。比雷埃夫斯港位于爱琴海萨罗尼克湾，是希腊最大的港口，也是欧洲最大的港口之一。在债务危机和“三驾马车”的压力下，希腊政府将国内几乎所有重要港口和机场出售给外国公司。继希腊政府于 2016 年，接受中远集团以 3.685 亿欧元（当时为 4.188 亿美元）有约束力的收购要约，中国领先的海运公司收购控股权后，目前持有该港口 67% 的股份：其中 51% 是在 2016 年收购的， 2021 年获得额外转让 16% 的托管股份。作为当年交易的一部分，中远集团承诺在未来十年内额外投资 3.5 亿欧元用于港口基础设施，他们已经兑现了这一承诺。
希腊政府显然对中远在比雷埃夫斯港的表现感到满意，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2021年2月表示，“中国在比雷埃夫斯的投资对两国都有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称赞中远集团在比雷埃夫斯的投资是一个“典范项目”。习近平主席于2019年亲自视察该港口，将比雷埃夫斯港视为中国与欧洲陆海联运、连接亚欧的重要枢纽。在中国的所有权下，比雷埃夫斯港经历了重大的现代化改造，现已成为东地中海最大的港口和欧洲第七大港口。该港口工作岗位现在和未来都有了保障，工作条件与希腊其他地方相同。在中远集团管理下，2021年，比雷埃夫斯港务局公布的年营业额为1.542亿欧元（1.654亿美元），创比雷埃夫斯港的历史新高。自与中国合作以来，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迅猛，近年来包括新冠肆虐期间，年运营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在500万个20英尺当量单位（TEU）以上，而2010年仅为88万个标准箱。该港口的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也从2010年的第93位飙升至2020年的第26位，使其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和地中海顶级港口。2012年至2014年，中远海运集团投资5.53亿欧元开展两个码头及相关改造工程，以中国速度提前两年完成。该公司还努力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该港口约2000名员工几乎全部是希腊人，其中包括建筑工人。这项投资还为装卸、仓储和物流等各种港口服务业创造了近 2,000 个直接就业岗位。
根据希腊著名智库经济与工业研究基金会专家们的研究，中远集团港口发展计划预计长期将为希腊经济贡献51亿欧元，并创造12.5万个就业岗位。新的特许权协议将于2052年到期。截至2021年，中远集团的投资，已为希腊创造了3000多个直接就业岗位和1万多个间接就业岗位，累计为当地提供了超过14亿欧元的直接社会贡献。2020年，它还贡献了希腊GDP的0.78%。中国驻希腊大使强调，比雷埃夫斯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认可赞赏希腊成为地中海交通枢纽的潜力。(Source)
相比之下，由于政治正确媒体刻意渲染与其最大贸易伙伴相关的地缘政治风险增加，德国已经加强且正在考虑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担任经济部长的绿党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含沙射影北京且呼应华盛顿，提出了加强对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措施。这些提议，是在柏林美国傀儡们（尤其绿党部长们）警告称北京正变得“对内更加压制、对外更加咄咄逼人”之后，提出的。这些讨论发生在欧洲和美国因乌克兰冲突，就与中国经济关系进行更广泛辩论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可能会进一步引发联邦总理奥拉夫·舒尔茨交通灯执政联盟内部，及其与商业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最近，德国供暖制造商菲斯曼以120亿欧元的价格，将其空调部门（包括利润丰厚的热泵）出售给美国竞争对手，开利环球（Carrier Global），将德国未来对热泵行业的希望转移到了美国。菲斯曼气候解决方案拥有 106 年的创新传统，为开利在高速增长的全球热泵和能源转型市场提供了一流竞争力和品牌。此次收购符合开利在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方面的雄心，特别是它在欧洲扩张占有市场战略。该交易预计将利用推动能源转型的德国联邦政府法规和激励措施，将开利转变升级为智能气候和能源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Source)
这个兼并项目，对德国经济的影响，将截然不同于中国对希腊的投资。虽然菲斯曼交易，不会立即在德国创造高价值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但它有助于提高开利的股东价值，从长远来看，有可能导致公司高附加值总部职能（岗位）流失德国，转移到美国。这一逻辑判断，已经体现在以往美国工业企业在欧洲并购的案例，例如通用汽车收购德国欧宝、福特收购瑞典沃尔沃、通用电气收购法国阿尔斯通，它们毫无例外都是美国企业为了扩张欧洲市场，投资兼并获得产能和能力，随后通过裁员流程和全球采购优化，增效以实现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乌克兰持续的战争，也使得美国的此类投资成为德国政治正确的优先选项，这与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努力相一致：使美国再次伟大，最大可能获取领先的德国技术和创新，并同时尽可能屏蔽德国实体经济竞争者与中国合作的，未来增长机会和潜在市场竞争力获取。
然而，联邦副总理经济部长，前童话作家罗伯特·哈贝克，对这些商业模式逻辑和地缘政治博弈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作为德国联邦经济部长，他以美国企业已提供就业保障为由，不反对美国公司接管菲斯曼的热泵业务。联邦经济部于 2023 年 6 月 23 日批准了该交易，条件是“菲斯曼和开利严格遵守商定的条款，落实德国生产地承诺”。前世童话作家今生经济部长天真要求，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未来）该部撤回其对该交易批准许可。(Source)
综上所述，德国和希腊对中国投资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平衡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担忧的复杂性，及柏林绿党小确信们力不从心，无能无法胜任其执政服务实体经济的日常和战略需要。德国考虑收紧对外国尤其中国投资的限制，而希腊则拥抱了中国资本，并收获见证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最近在德国完成的菲斯曼-开利交易，凸显了外国投资兼并，对德国经济重塑企业格局，并决定其未来增长与否的关键性。
德国的后乌克兰机遇：能源、出口金砖国家和电动汽车
乌克兰冲突之后，德国出口导向经济，已经并将继续面临三个，可能重塑其未来发展轨迹的重大机遇。这些机遇围绕着恢复具有成本竞争力的能源供应、扩大在金砖国家的市场增长，以及利用中国的工业实力恢复德国制造实体竞争力。
机遇一：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
乌克兰危机的后果，加上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引发了能源成本的飙升，尤其是对严重依赖俄罗斯廉价天然气供应的德国而言。截至 2023 年 7 月，德国平均批发电价飙升至每兆瓦时约 77.5 欧元，与 2020 年 7 月的战前水平相比，增长了 257%。2022年8月，这一数字达到每兆瓦时超过469欧元的历史新高。相应的结果就是，到2022年12月，德国企业的用电成本达到了惊人的0.907美元，比美国的0.146美元贵85%，而中国的0.087美元仅为德国的10%。(Source)
乌克兰战争帮助美国夺回了对欧洲能源市场的价格控制权，尤其是能源交易的美元霸权。德国曾经轻松地以欧元长期合同，购买廉价俄罗斯天然气实现实体经济能源保障和成本竞争力；现在发现自己依赖于从中东和美国进口昂贵的液化天然气，甚至间接从其它欧盟国家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而交易完全以需要出口商品到美国换取的美元进行。这种新发现的依赖，其实凸显了结盟中国，获取其强大的可再生能源供应链所保障实现的，实体经济负担得起且有全球成本竞争力能源供应的重要性。鉴于德国企业界已感同身受，这不仅是德国出口导向经济未来利益可持续的必要条件，也是扭转困扰全球经济生态（供应链）破坏的必要条件；由此华盛顿就只有用意识形态理由，依托信仰障眼法忽悠阻止柏林，依托中国摆脱美元霸权对欧洲能源市场掌控，阻止选民们看清辨明这一经济利益大是大非。
中国在太阳能光伏制造领域的主导地位，实现了其可再生能源供应成本竞争力，领先全球。自2011年以来，中国光伏产能投资超过500亿美元，是欧洲的十倍，并在太阳能光伏价值链中创造了超过3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是太阳能制造业无可争议的领跑者。得益于能源、劳动力和管理成本等多种因素，其成本比印度低10%，比美国低20%，比欧洲低35% (Source)。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各个阶段（从多晶硅到组件）的份额均超过80%，并且是全球前10大太阳能光伏制造设备供应商的所在地。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在低成本太阳能制造方面的成功，源于其独特的供应链和庞大的制造能力。晶科能源的缪根简洁地总结道：“我们在世界各地建造太阳能，但中国是唯一一个我们需要的所有组件，都在几公里之外就能买到的地方。如果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获得。不需要长距离运输，不需要合同，它们只是出现在一辆皮卡车里”(Source)。
中国的主导地位不仅限于太阳能；自2010年以来，中国还一直保持着全球最大风电装机容量的称号，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风电装机容量位于其境内。2021年和2022年，中国风电装机累计增速超过美国3.6倍、欧洲7.3倍。中国风力涡轮机的成本优势十分明显，其产品价格通常低于西方同行的一半，有时甚至四分之一(Source)。 随着欧盟力争到2030年实现欧洲43%的电力消耗来自风能，中国在供应海上基础、电力电缆、齿轮箱和钢塔等重要部件方面的作用，已成为欧洲可再生能源扩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Source)。
机遇二：增加对金砖国家出口
德国的经济健康状况，与国际贸易有着内在的联系，27% 的就业机会直接或间接与出口相关——这一数字在制造业甚至高达 56% 以上 (Source)。 2022年，德国对金砖国家出口超过对G7国家，达5093亿美元 (Source)。 2012年至2022年，金砖国家GDP增长令人印象深刻，总计12.3万亿美元，远远超过欧盟和美国4.1万亿美元增长的总和。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全球增长将激增，德国经济政策制定者必须优先考虑加强与金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是这一增长的关键 (Source)
显而易见的是，德国的出口支柱——汽车和汽车零部件、机械、化学产品以及计算机/电气和光学设备——正在面临成本竞争力挑战，尤其是相对于美国制造，这主要是由于能源成本飙升和向电动汽车转变的全球行业大势 (Source)。德国要保持其传统行业出口竞争力，必须利用其在全球最大且增长最快的汽车机械制造化工和可再生能源即中国市场中的既有地位，大量投资拓展价值链关键环节服务竞争中国市场，保持化工冶金材料和机械制造领先地位同时，成功向电动汽车（EV）转型。此举必须使德国汽车行业整体，能够享受到中国相对于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已经实现的成本效益和可再生能源价值链优势。
机遇三：中国制造的德国电动汽车
中国在电动汽车市场上取得的领先地位令全世界瞩目。在短短两年内，中国电动汽车年销量从 130 万辆猛增至 2022 年的 680 万辆，连续第八年巩固了其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市场的地位。相比之下，美国同年的电动汽车销量约为 80 万辆。中国电动汽车主导地位的关键，在于其电池技术，特别是LFP（磷酸铁锂）电池。这一技术路径产品，最初因其较低的能量密度和较差的低温性能而被忽视，像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CATL）这样的中国公司，投入了十年的时间进行磷酸铁锂研究，最终弥补这些差距实现了成本效益产品安全和性价比全球领先。截至 2022 年 9 月，磷酸铁锂电池占全球所有电动汽车电池的三分之一，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创新。
中国对钴、硫酸镍、氢氧化锂和石墨等关键电池材料的原料获取和加工控制，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电动汽车电池制造领域的主导地位。维加西亚-埃雷罗恰当地将这种控制，描述为“对该行业的终极控制”，这种战略布局，早在西方认识到其重要性之前就已存在实现。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拥有显著成本优势，他们生产电动汽车的成本，每辆车平均比欧洲同行低了惊人的 10,000 欧元（10,618 美元）。这种价格差异对欧洲制造商构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在其国内市场。随着欧洲消费者寻求价格实惠的电动汽车选择，中国在生产高品质且具有成本优势的汽车方面的实力，已成为欧洲汽车制造商迫切关注的挑战和机遇 (Source)。
德国整车生产企业（OEM）及其配套供应商，凭借在中国完善的制造基地、全球品牌知名度、高端产品设计、规模经济和富有竞争力的分销网络，（与发达国家同行相比）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无疑整体（也）超越了包括中国制造商在内的亚洲竞争对手。如果德国整车制造商们都能及时化解，转型电动车建立新产能大量资金需要的瓶颈，这些现有竞争优势注定会使它们，能够在充满活力的电动汽车领域，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Source)。 总体而言，德国的前进道路，依然充满了振兴其出口经济的潜力和机遇。通过利用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扩大在金砖国家的市场占有，以及通过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拥抱电动汽车革命，德国可以确保其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强大参与者地位，尤其是能继续从容应对其它发达国家同行们的竞争挑战。
总结
我领导任职期间，美国咨询巨头科尔尼，为上海市首创了产业生态系统理念和部分行业的最佳实践；过去二十年，中国政府和企业精英们遵循这一理念和常识，成功地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领先全球的众多产业生态系统，复制推广了这一模式。
作为西门子驻上海的法人代表，我有幸见证了这家德国工业巨头，在中国转型为众多全球最佳实践行业生态系统中的，高价值贡献者和充满活力组成部分。它们包括覆盖了高速列车、电动汽车 (PLM)、燃气轮机发电设备、工业自动化、能源传输和医疗设备等增长潜力无限行业。
在乌克兰持续冲突的背景下，德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华盛顿依托巨额政府补贴借口国家安全，正在（试图）将制造业活动从中国回流它流，这已经并可能会继续损害“德国制造”。这种转变正在直接间接损害盟友们的经济利益，所以华盛顿只能以意识形态同盟为抓手忽悠盟友；历史上德国曾经历了类似地缘政治格局，如1483 年罗马为保卫帝国既得利益，在宗教上围追堵截打压马丁路德首创新教，所在城市/大公国维滕贝格及其盟友。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为柏林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和足够腾挪回旋空间，即选择定位调解力保其两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如此一来，德国出口导向经济就能够继续充分享受，中国在金砖国家中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增长潜力，依托其在中国市场既有先发优势，进一步维护超越七国集团发达国家竞争对手的，可持续成本竞争力和规模经济效益。
然而另一条道路，类似于乌克兰与美国结盟作为炮灰打手对抗俄罗斯，将德国在中国最有前途的供应商和客户贴上标签或妖魔化为“依赖风险”，可能会给德国带来战略层面的经济自杀。对德国政商领袖们至关重要的，是要有如此共识：只有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被视为经济和生态伙伴，而不是被描绘打压甚至逼迫成，系统和环境敌手，全球和德国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这种理性观念取代意识形态偏执，对于德国甚至全球经济的繁荣和长期和谐共赢，是必要充分前提条件。